有人认为，企业是将赚钱作为主要目标的，经营伦理则是企业追求的道德规范，企业的经营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认为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伦理是相矛盾的。其实这不过是表面现象，在当今时代，如果企业只追求利润而不考虑企业伦理，则企业的经营活动会越来越为社会所不容，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也就是说，如果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必要的伦理观指导，经营本身也就不能成功。如果说企业遵循经营伦理是讲“义”的话，那么从本质上说“义利”是合一的。

　　《论语》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日本曾借用《论语》，得出“《论语》＋算盘”的经营模式。日本被誉为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提倡“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儒家式经营理论，其基本精神就是“义利合一”。按涩泽荣一的话来说，是“《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打算盘是利，《论语》是讲道德”，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分离。也就是说，“不断依据《论语》（义）中得出算盘（利）之理，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有真正的致富之道”。按照涩泽荣一的经营思想，“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则利即是义，义利不分；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伦理的目的。现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技术大规模的运用，谋利之具在不断改进，但我认为其本质并没有变，“义利合一”的思想对今天的企业经营仍具有指导意义。

　　在这里我讲一个例子：

　　北京同仁堂药店，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北京同仁堂是中药行业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创建于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 创始人乐显扬。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用药，享受皇封特权，历经八代皇帝，长达一百八十八年。300多年来， 同仁堂把"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作为永久的训规，始终坚持传统的制药特色，其产品以质量优良、疗效显著而闻名海内外。以牛黄清心丸、大活络丹、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等为代表的十大王牌和十大名药，一直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同仁堂也因此成为质量和信誉的象征；目前生产中成药24个剂型，800多个品种经营中药材、饮片3000余种；47种产品荣获国家级、部级和市级优质产品称号。　

　　近日我们可从很多媒体看到有关同仁堂的报道，都是讲同仁堂如何在我国面对SARS病毒的非常时期坚决不趁势涨价，并加班加点尽量保证药品供应。据悉，4月17日，根据外交部新闻司、市外宣办的安排，百余名中外记者到同仁堂采访，了解同仁堂向广大北京市民供应预防非典型肺炎代煎药的情况。同仁堂集团公司总经理梅群、股份公司总经理匡桂申向中外记者介绍了生产情况和销售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两位老总讲道，自北京出现非典型肺炎疫情以后，同仁堂认真落实市领导的指示，为解决市民购药难、煎药难的问题，经市药检局批准，启动了成药生产设备，按照中医药专家的预防非典型肺炎的中药方代煎中药并进行包装。目前，同仁堂所属药店的日供应量瓶装达到12万瓶，抓方达到10万付，截止到4月16日，共销售“非典方”111.5万付，销售瓶装代煎液32.7万瓶，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同仁堂正在采取措施积极组织货源保证货源充足，满足市场需要。同仁堂的经营理念是“以义为上，义利共生”，把义放在第一位是同仁堂的一贯做法，考虑到社会责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用需求，我们发扬“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企业精神，承诺维持原价，保证价格不上调,保证市场供应，保证产品质量。

　　同仁堂的效益与前景到底如何呢？我们可以从“同仁堂”在港创业板上市之表现见其一斑。

　　由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与其他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在香港完成全部国际配售,并于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挂牌交易。代号8069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共发行了7280万股（不含超额认购部分）,每股定价为3.28港元,集资约2.38亿港元（不含超额认购部分）。在香港乃至全球股市低迷的情势下,该股能获得约二十多倍的超额认购，可谓是淡市出旺火,为香港股市大增人气。同仁堂科技上市后，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占有总股本54.7%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香港的和记黄埔斥资约5000万元，认购了同仁堂科技总发行股本近10%的股份，一跃成为第二大股东。

　　由以上有关同仁堂的介绍我们可以深刻领悟“义利合一” 的内涵。由此我们知道，同仁堂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它经营时间长，更是因为它遵循的经营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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