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下半年，跨国公司开始了成立投资性控股公司（伞形公司）的浪潮。

　　他们向政府申请设立此类公司的原因是，他们计划在中国投资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企业，如果从选择项目，寻找合作伙伴，进行可行性研究、合同谈判，公司报批与注册企业等全过程都由公司总部完成，耗费很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华有个公司能从事投资活动，负责这些事情的协调和统一管理。

　　外经贸部答应了要求。条件是申请建立持股公司的外商在华已有若干投资项目，并且再投入1000万美元。在外经贸部第一批批准的名单上，可以看到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等这些今天熟悉的名字。

　　政府对外资的欢迎态度再一次表露无遗，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投资性控股公司后，按照惯例应该是属于中国公司，但是在中国再投资仍然可以视为外商投资，享受外商的优惠。

　　1995那一年的政府被称为“最困难的一届”，GDP的过快增长已经到了失控边缘。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朱基临危受命，要使经济“软着陆”。而各地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却在向外资争相提供优惠政策，其程度已经超出了中央政府可以忍受的范围。遍地都是的“开发区”便是最好证明。

　　“假外资”也应运而生。不少内地的资金为了寻求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香港、英属维京群岛等地注册后，以外资身份返回内地，以期短期套利。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这种“假外资”占到了那几年FDI外商直接投资的25%左右，这也是造成这几年合同外资金额高而实际资金到位率低的原因之一。

　　摩托罗拉生产的寻呼机成了当年的时髦玩意，满大街都是“摩托罗拉寻呼机——心要让你听见”的广告歌。上海摩托罗拉寻呼机有限公司一跃成为该公司的销售冠军，其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80％。跨国公司开始赚着钱了。

　　然而市场的输家惠而浦也在这一年埋下了失利的祸根。这被日后的分析家认为是外企在华前期投资失误的一次总暴露。1995年2月，美国惠而浦公司与北京雪花电器集团公司合资建立“北京惠而浦雪花电器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2900万美元，美方股份为60％。从投资规模来看，任何人都认为将对中国的家电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结果在接下来的两年，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最初认为的改写行业格局，反而公司因为成本过高、产品滞后（是有氟冰箱而不是无氟冰箱）、销路不佳等原因在1997年撤出中国市场，最初的投资仅收回200万美元。事后美方的一位高层总结了两条失利的原因：低估了中国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外企取得成功的难度。

　　也是从这一年，跨国公司在大众心中的光环开始褪色。

　　年底，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一篇文章认为，内地舆论对跨国公司的认识需要改变，因为跨国公司可能会是垄断和国有资产流失的罪魁祸首。其他报纸杂志纷纷开始声讨跨国公司，揭露的问题如下：血汗工厂制度、转移价格、倒买倒卖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等。一时间，跨国公司成了众矢之的。

　　与此同时，虽然地方政府依然欢迎跨国公司，但是中央政府确连续调整了几项重大的优惠外商的政策：取消了外商投资用的设备关税减免优惠政策、对外商的加工贸易实行保证金台账制度、加强对外资企业税收管理，限制港粤之间的纸品加工贸易等——都是针对舆论揭发的问题。

　　很多跨国公司不得不把即将签约的合同退了回去，华尔街也做出了反映，摩根、高盛等投行把中国列为高风险投资地区。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后，首次遇到对他们不利的社会局面，他们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

　　1996年是老国企的挽钟敲响之时。全国三万多家国企净销售利润率下降了55%，而合同外资金额也比去年减少了近20亿美元。与此同时，进场的跨国公司也选择了前所未有的低调，零售巨头“沃尔玛”一改在全球地区大肆扩张的作风，悄悄在深圳开始了单点山姆会员店的试验。有关人士透露，在知道沃尔玛来之前，广东曾有十几家企业联手，希望政府干预。沃尔玛为了避免树敌太多，尽量低调，甚至将价格上调——这还是从1993年跨国公司高歌猛进以来的头一遭。

　　香港回归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到自豪，跨国公司聪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祝贺。和很多公司一样，日本的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在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升起了中国国旗，高管人员单薇说，“我希望员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但是好心情只持续了一天，7月2日，受到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暗算与狙击，泰国中央银行在遭受巨额损失的情况下，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从而引发了波及全亚洲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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