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跨国公司的总裁在和外经贸部的官员私下聊天时说，“我们还是做我们以前做的事，需要改变的是你们”。而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一再对跨国公司的头头表示，“全世界迟早会发现，中国是最有潜力也是最安全的。”

　　跨国公司终于在2001年集体尝到甜头，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有人口优势，而没有实际购买优势”的市场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外商回报率大约在13%左右。诺基亚是一个典型的代表。1996年诺基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只有16.2%，2001年为37%，公司董事长兼CEO约玛奥里拉在公司高层会议上对他的同事们解释业绩时说：“No china ,no today's Nokia”(“没有中国就没有今天的诺基亚”)。

　　华尔街开始对中国无比看好，摩根史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把二十次访华的感受集中起来，出版了一个名叫《全世界唯一的增长故事》的书，香港的一个经济学家说，“这是两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这一年国内GDP值已经达到95933亿元，国民的消费能力强劲，人均收入已经增长到了6860元。

　　但是国际舆论还是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有所怀疑，《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为此专门跑到上海一家劳力士专卖店询问老板两万美金一块的手表有没有人买，老板一边看着记者腕上十几美元的电子表，一边不屑地说，“卖的很好，中国有的是有钱人。”

　　但是日本企业显然成了这一年的失落者。2001年底，一个普通的中国消费者把三菱汽车公司告上法庭，原因是汽车质量存在缺陷致使其全身瘫痪，由此公众开始了对日货潮水般的批判。搀杂着民族感情，在各类媒体上都可以看到消费者要求日本人退货、道歉的消息。

　　“韩流”取而代之。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韩式打扮的小孩，中关村一条街的路牌广告都是三星的产品，三星也是在这一年迎来了金融危机后久违的盈利，而中国地区的贡献最大。另外三个有代表性的公司LG、现代、SK也继续扩大投资的愿望。

　　WTO给了跨国公司更多发牌的主动权。独资成了趋势。大众中国业务部门主管施密特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大众正在计划收购中方的股份，因为中国厂商的汽车零配件质量不稳定，而且经营权受限，一旦世贸规定下独资整车项目成为可能，大众会毫不犹豫的买下中方的股份。

　　事实上，合资公司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影响他们在市场上的表现，上海大众这个中国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商因为中德方的内耗而产销量一再下滑，在2002年上半年，这两个数字同比下降2.70%和2.01％。

　　跨国公司们没有说出口的担心是，中国本土对手正以比他们想象更快的速度强大起来。其中一些正是他们过去的合资伙伴。2001年阿尔卡特控股上海贝尔，爱默生电器收购华为安圣等个案加速了国内并购法规的出台。2003年，诺基亚把四家在华的合资企业合并成一家公司，占据了公司60％的股份，此举被视为诺基亚为了捍卫自己在中国手机市场地位的重要动作。思科、通用和丰田这样的公司把华为、奇瑞、吉利这样的本土企业告上了法庭，以知识产权遭侵犯为由。

　　现在，跨国公司人员已经引起了国内社会学家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陆学艺完成了一个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报告，他把社会结构画成了一个变了型的“枣核”，中上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阶层、经理人员阶层，跨国公司的中国区老板、高管是其中的一列。而中级人员则称之为“白领”，为国企和私企的同行羡慕。

　　2002年，法国作家皮萨尔特在《中国与世界》一文中称“中国已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改革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快”。

　　被视为最后堡垒的金融业也在这一年打开缺口。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在2002年2月1日施行，取消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一些限制。3月，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上都出现了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获准开展对包括国内居民和国内企业在内的各类客户的全面外汇业务的新闻，旁边的图片是京剧演员在花旗银行蓝白相间的LOGO下表演国粹。紧接着，是新桥投资接管国有商业银行深发展，当有人问新桥投资的亚洲董事总经理单伟建：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在现在的中国发生时，单回答说：这也是我想知道的答案。

　　在2003年的3月，一条华尔街的消息再次刺激了媒体的神经——全球最大投行之一的高盛集团的全球总裁兼联合首席运营官(COO)约翰·桑顿宣布辞职，并将应朱基邀请来清华教书，关于桑顿辞职有种统一的看法是，他是建国以来首位有如此显赫经济背景的外籍教授。

　　不过事情不会就这样一帆风顺。中国的发展总是进两步退一步。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灾让“怀疑论”者又有了新的证据。深发展也打算另起炉灶，撕毁和新桥投资的协议。代表美国公司在华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抱怨，中国兑现入世承诺的速度减缓了。比如目前仍然没有公布条例，允许外国公司在华提供汽车金融服务，而中国原先承诺在2002年完成此举。

　　一个叫蔡林海的研究员在5月20日对中国二十几家地方政府的网页做了调查，结果不让人满意——1/3的网站根本无SARS信息，2/3无外语页面，只有北京和上海政府网站上有针对外国人的有关信息。

　　不过跨国公司的代表依然在商务部举办的“SARS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战略”座谈会上乐观的表示，SARS能加速中国对投资环境的改进。他们看到了疫灾后期，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雷厉风行和开诚布公。

　　6月，上任刚两个月的爱立信新任CEO思文凯现身北京。这是疫灾之后来华的跨国公司最高领导人。他肩负着恢复盈利的艰巨任务，而中国正是他的希望所在，“由于中国市场对电信行业、电子行业以及计算机行业等产业的日益重要，我们将持续地发展加强爱立信在华的研发活动和生产活动，这是非常明确的。对爱立信来讲，我们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扩展，不管我们其他地区的情况好坏，爱立信在中国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的发展计划”。

　　他说这番话的地方，正好是在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的中心地带——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原载：《环球企业家》十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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