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韬：您有好几种身份，从南塘村的角度来看，你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从银鹭集团来看，你又是这个集团的执行总裁，公司创始人。在书记与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上，一边是不可侵犯的集体财产，一边是不断发展壮大的个人资产，并且，在企业里边，还存在着兄弟一起执政的家族企业气氛，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里边，怎样才能取得相对的平衡呢？

　　陈：中央党校曾经专门调研这个问题，这点也是我们南塘村跟银鹭的特色，我就讲我如何平衡企业与村集体经济的利益。我说一下1985年办厂的那一年，那时也恰好是我被任命为当时村民小组长的那一年，1993年， 8年发展之后，我们南塘村成了独立的行政村，那时，我一身又是书记，又是村主任，也是总经理，有点党政不分了。这个党政不分，我想每个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可能当时正是由于党政不分，让南塘人受益了。

　　我谈到我哥哥陈清水，陈清水在当时他完全可以任村的主任，而且他威信相当高，所有村民如果投票，100％都让他当，他不当，为什么，人家会联想到我们兄弟，是个家族。

　　银鹭是我的事业，南塘也是我的事业，这个利益关系怎么平衡呢？当时如果不是组织上的要求，让我当这个书记，我是绝对不会当的。

　　当时我是南塘第一个文化水平最高的，叫土状元，当这个支部书记，说实话对我来讲是非常苦的，1985年的时候，南塘当时的经济，集体收入，几乎是零。我们从1985年到1996年，银鹭集团给南塘村的资金最少是300万，并且是无偿的。为什么呢？就是要与这个村子共同富裕，如果不把南塘村带起来，这个企业是不可能发展的，一个企业的周边环境有的时候就是能够决定一个企业的生死，所以我南塘村的发展也视为是我的事业。

　　在这一点上，国内有好多企业没有想到这一点，在做企业的时候杀鸡取卵，轻则搞得天怒人怨，重则关门破产。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承担起一些责任，这是做大企业的根本。这一点广东的一些区域性板块企业就做得不是很不到位。这也就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张韬：刚才你也谈到，企业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成为引进人才的瓶颈，但是，银鹭集团要发展，就必然存在着企业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从所有权到经营权的分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企业进入良性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你刚才谈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那么在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上，银鹭集团是不是也是这样考虑的？

　　陈：恰恰相反，那只能代表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恰好在忙着转轨，我也正在思考如何才能从家族，或者从原来的股东经营中退出来，从而让更多的职业经理人进入我们的领导层，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

　　谈到这个，我想谈一下中国的外部环境。在国外学习的时候，我看到国外的职业经理人，比较专业，职业道德也比较好。我想国内民营企业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一个银鹭，它将成为今后众多的民营企业要发展的一个瓶颈。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中国缺乏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很多民营企业不敢放权，但不放权企业就很难做大，因为单靠企业家自己是忙不过来的，这是企业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太急着去砸碎。

　　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岗位，已经在摸索着让外来的人才来做，我们这些股东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退居二线，并从一个新的高度上来监督管理，也方便制定企业的大政发展战略，这就是目前我们正在整合的。这个事情急不来。党政不分不是好事，两权不能分离也不是好事，但太急着区去分离也同样不是好事。农村的事情有它的规律，企业的发展也有它的规律，在这个两个规律的结合点上去做，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华西村的吴仁宝也许就是在等着这样的一个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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