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修课”

　　相较于人事关系处理，难以提振的业绩才是陈永正真正的挑战。

　　微软在中国的业绩从来就是个谜——外界只知道办公软件Office和操作系统Windows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前者主要靠大宗采购和零售，后者操作系统主要靠OEM。

　　CCID的郝建青认为，微软企业级客户就是弱项，而其中政府所占的比重现在已经不到10%。Office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金山软件公司WPS事业部的副总裁葛珂估计，如果算上盗版的话，金山已经到了80%左右，不算盗版，市场比例也超过微软。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说明，金山从率先采购的北京市政府开始，几乎各大省市的办公软件单子都没有落下。

　　《政府采购法》的出台只是外部原因，业内人士认为微软坚持不降价的策略和反盗版的不当措施是丢失政府这个大客户的关键所在。

　　价格仅为微软Office的1/2甚至1/3的WPS Office在向客户推荐时，总是乐于把价格标在产品的外包装上，且不久前还为客户免费升级WPS Office2003，这都是微软做不到的。

　　微软有专门的法务部处理盗版问题，其基本手法是沿用欧美的思路，发现盗版用户，通过当地相关机构，直接出示律师函。微软固执地认为这个国际流行的做法，在法制还不完善、盗版依然猖獗的中国依然实用，即使是面对政府客户也是如此。

　　今年7月，微软丢掉了上海市教委的合同。据说重要的原因就是微软发现后者采用了部分盗版软件后，法务部把律师函放到了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引起了教育系统强烈的不满。

　　由于微软中国公司和法务部在中国没有统一协调的机制，在法务部“触怒了”有关机构后，实际销售软件、但又毫不知情的中国公司便成了“替罪羊”。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已被业内人士视作微软在中国最大的败笔之一。

　　在WINDOWS的OEM方面，尽管微软已经牢牢地和联想这样的一线PC厂商结盟，但是其傲慢的高价策略却失去了不少二线厂商，后者在中国每年1000多万台的PC销量中，占到了30%到40%。以至有业内人士猜测主要负责OEM的陈国桂的离职莫不与此有关。

　　要改变这些，都需要陈永正重塑微软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政府面前——的形象。而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绝非易事。

　　事实上，微软很早就开始了改善政府关系的努力。在比尔·盖茨第一次访华的同年，微软中国公司首任总裁杜家滨曾成功地扭转了微软和原电子工业部的关系，也给媒体留下了极富亲和力的印象。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其他跨国公司们已开始在华进行实质性投资、合资建厂、实行较为彻底的本地化采略时，微软总部却在自己对中国市场的期望值和中国政府对微软投资的期望值间徘徊不前：中国并没有对知识产权有足够的重视，微软很难在一个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中开展大规模投资活动。这令微软中国公司一筹莫展。

　　杜家滨的两位继任者吴士宏、高群耀，都试图在这种两难局面中找到平衡木：吴士宏会经常拜会信息产业部的官员，而高群耀要求手下的中层经理必须要看《人民日报》，“要能读懂人民日报社论背后的含义”，还邀请国内研究体制改革的专家学者给经理人员培训，帮助他们理解中国。

　　最重要的是，高群耀开始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把微软和中国软件业共赢的地方找到”。高的这番言论被业内人士看作微软真正想在中国做事的开始。如今，高仍向记者重申： “帮助中国软件业发展是任何跨国软件公司在中国的必修课”。

　　“只有意识到和中国软件业共同发展，微软才能真正得到政府支持。”长期为微软中国做市场咨询的易观咨询总裁于杨说。

　　政府牌

　　所幸，陈永正并不乏可打的牌。

　　除了他在政府公关以及与公司总部沟通方面的优势，陈到来之前微软所做的一些铺垫已使局面有了转机。

　　根据微软的官方说法，从2002年初开始，微软在中国进入“大规模增加投资的起飞阶段”，并试图“和当地软件企业一起培养产业环境。”

　　它打破了在全球不与任何企业合资的惯例，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合资公司：中关村软件有限公司和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

　　尽管中关村科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但是微软还是乐于强调自己看中的是对方 “很懂得政府部门的运作”的能力。而一手由唐骏创办的上海微创，则被舆论认为走过“请政府部门人员吃饭”、“和政府声音保持一致”阶段后，为国内的软件业“做了实际的事”。

　　去年7月成立的微创最初由微软和上海市政府下属一家企业各占50%的股份，三个月后，上海市政府股份上升到了51%。一年后，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最初微创的办公地点就设置在上海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内，除了抽出有相当长工作经验的研究人员到微创外，微软还把部分外包业务给后者。

　　唐骏曾在公开场合表示，“等业务成熟了，会慢慢稀释微软的股份，让它变成完全的国内企业”，而微创的实际负责人COO王晔也对记者表示，“由于第一年市场表现不错，上海市政府越来越重视微创在上海信息化中的作用。”

　　从今年3月开始，通往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上微软的广告牌从Windows换成了一句口号：“微软与中国软件业共成长”。

　　在最难突破的政府公关上，微软甚至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去年6月，巴尔默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签署了涉及资金62亿人民币的谅解备忘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一个对外合作项目。今年2月，盖茨亲自与代表中国政府的中国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签署政府源代码备案计划协议，允许中国政府及其指定的备案单位以可控的方式查看微软 Windows的源代码以及相关的技术信息，从而增强政府对于Windows平台安全性的信心。中国是全球首批与微软签署此计划的国家之一。

　　当然，要让盖茨实实在在的感到聘请一个“形象大使”的好处，陈永正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就在陈的任命宣布后不久，中日韩三国政府宣布，将联合主要高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可以替代Windows操作系统的公开源代码软件产品。

　　中方主要负责此事的是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虽然其秘书长胡昆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抗微软之说无从谈起”，但不少电脑商已明确向记者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预装价格便宜、又得到政府支持的Linux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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