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可能的知识分子

　　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这似乎是两个必然对立的族群，如果说有哪些职业是无法产生知识分子的话，企业家可能是最容易入选的一个。而如果一位卓越的企业家偏偏要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那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索罗斯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读出其中的艰辛和荒谬。

　　出生于匈牙利的索罗斯（1930－）在国际金融投资行业的声望仅次于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过去30年里为投资者带来最高获利的基金机构。索罗斯早年深受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影响，渴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世界，即便在他为了“糊口”而踏入金融界也不改此心。

　　在所有的企业家角色中，金融资本家大概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一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及运用本身便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凶猛流动的国际资本通过利率、货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对各国经济成长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个别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甚至在某些时刻左右了它的中长期兴衰周期。因此，拥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资本的金融大鳄往往需要拥有全球性的视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观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发通过资本手段改造社会的冲动。

　　而索罗斯可能是最有此类激情的金融大师。索罗斯是一个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应该用强有力的管控机能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他还猛烈地抨击政府的弱势。在成功运作量子基金之余，他更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界政治家”，他写过《打开苏维埃体系》、《为民主背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一系列政治性专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称，“有时，我觉得我像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一端吸入金钱，另一端则输出，把两端连起来的是一些思考”。

　　作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资大师，索罗斯却深深地陷入了企业经营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挣扎，“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但是，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在股市上，成与败可以用金钱的增减来衡量，这毫无困难，可是如果人们行事纯以结果论成败，就会远远地偏离公共利益。往往固有价值与市场价值南辕北辙，市场是竞争性的，而其目标就是要赢，而固有价值则有其自我存在的异议。就市场的参与者，我希望做个赢家并以一个公民或人类的身份增进公共利益。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两个角色。”这样的言论充满了矛盾、徘徊和无法宣泄的郁闷。

　　1979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ｕｎｄ），他把目标定为“帮助封闭的社会开放，促进开放的社会更开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里，他便透过这个基金开始放飞他的知识分子梦想。用他的话说，“基金会做了许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持民间力量，并帮助建立法治及拥有独立商业领域的民主国家，每个基金都由当地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主持，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当地的优先急务。”

　　索罗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个超越于政府体系和普通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另一个乌托邦式的集团。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也确是这么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东欧基金，随后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前苏联、甚至海地等31个国家组建了基金机构，竭力于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体系的确立。他还出资创办了中欧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每年至少为之支付3亿美元以上的经费。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爆发此起彼伏的政权地震时，几乎在每次动荡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罗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袭泰币，引爆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突然彻底解体，当局被迫对卢布进行强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罗斯日日往返于莫斯科、华盛顿之间，穿梭于美国财长鲁尼与俄罗斯总理丘拜斯中间，扮演了一个上蹿下跳、无比兴奋的角色。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耸动性文章，提出一揽子解决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方案。而结果却是，美、俄双方都把他当成了金融解体的替罪羊，舆论更是对他唾沫乱飞，尽管他指天发誓，“上帝作证，在这其间，我没有炒卖过一张卢布。”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索罗斯还是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亚洲政治家对之恨之入骨。在如此众多的金融行为中，他有没有让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兴风作浪的那些地区和国家里，他收获到的几乎全是道义上的大失败。而这正与他的初衷形成了如此鲜明而富有讽刺意义的反差。

　　1998年10月，索罗斯背负无数恶名、两手空空地回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在心情无限沮丧的时候，他写出了一本《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书中他回顾了这段充满了戏剧性的心路历程，他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抨击了恶俗的现实政治和经济，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了勉为其难的辩解，最后他充满无奈地写道，“我不愿公开作辩，因为我怕被人指为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并不指望别人和我一样，为一个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须声明，我就是因为生财有道才这么做。”

　　索罗斯最后讲了实话。“生财有道”是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者说他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索罗斯敢于实现自己理想的惟一前提。在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摇摆中，在一条无法穿越的“悖论之道”上，索罗斯侥幸逃身。

　　1998年以后，索罗斯似乎收敛了很多，他开始热衷于 “比较传统的美国慈善工作利益的领域”——弱势群体的福利、未成年怀孕、支持安乐死、反对毒品以及教育的不公平。2003年底的《商业周刊》公布1999年至2003年全球慈善捐款最多的50位企业家名单，索罗斯以24．31亿美元排在微软的比尔·盖茨夫妇及英特尔公司创始人戈登·穆尔之后，名位第三，据该刊称，索罗斯所捐占了其个人资产的68％。

　　索罗斯回到了“金融家的轨道”，尽管他是如此的不屑于“用乐善好施的方式来体现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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