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的“儒商”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迄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

　　此刻，让我们把话题回到中国，这个充溢着济世情结的正在转型中的东方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困扰于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甄别，迄今已经到了紊乱的地步。

　　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对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和各自的责任进行过界定，相反的，很多人将之混为一谈。不知形成于何时的“儒商”一词是将之浑搅在一起的“经典之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一大批习惯于在书斋里过平静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焦灼不安的躁动，他们成批地跃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业。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群人的“知识分子幻想”，而他们自己也似乎始终以此自居，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改造中国企业家群体”。

　　2000年前后，随着ＩＴ产业和知识经济在全球的方兴未艾，一个“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横空出世，再度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为“知本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 “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文章）。进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把‘知识经济’的核心概括出来了，另一方面把知识分子从舞台边缘推向了中心”。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这种貌似呼应的社会期望，终于让中国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乱的窘境。在已经尘埃落定的企业家成长史中，我们至少发现了两则很有典型性的案例：

　　牟其中——这位至今身陷牢笼的前南德集团总裁仍然是迷雾缠身，上个世纪60、70年代，牟因创作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蒙冤坐牢（值得对照的是，也是在那个年代，一位叫杨小凯的吉林青年因写作同样题目的长文而入狱10年，他后来潜心经济学，现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后，牟其中跃身商海，一度成为大陆首富，然而在此之后，牟其中的救世情结极度膨胀，他提出要改造一万家国有企业，要打造北方香港，要劈开喜玛拉雅山脉引入印度洋暖流，这些远离了企业家经营追求的构想最终让他陷入了财务和人文的双重危机。牟与索罗斯颇为相似，后者无非比他稍稍幸运一点而已；

　　刘波——这位14岁考入大学、出身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是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典型，他凭一部《传世藏书》凭空生出5000万元的资本，从此在资本市场上翻手风云，将诚成文化包装成“中国第一文化概念股”，有报道称，刘波平日好穿对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时候绝不穿皮鞋”，他的总裁办公室满架皆书，一室斯文，他还长期包租名人别墅，常常夜宴宾客长欢达旦，大有名士风范。在很多报章上，他都被视为“新儒商”的标板人物。而其结局却是，以文化之名行炒作之实，诚成文化因业务旷缺而遗留下无数黑洞，刘波不得不逃亡海外，身后留下40亿元的贷款包袱和满天的谩骂追讨声。

　　牟、刘两人都以儒商自居，且公众也以儒商视之，然而，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几近欺世，总之都不伦不类，终而无法为世间所容。在某种意义上，“儒商”一词实在值得大大地商榷，或儒或商，其实根本无法表里。如果儒是代表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业家，那么，在可以考据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儒商”。在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根本无法通过企业家的角色来完成，反之，企业家如果不抛弃“知识分子幻觉”，则永远不可能实现职业化的改造。

　　牟、刘现象在当今中国决非偶然也不是仅有之例，它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理念上的浑搅以及模糊，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人甚至用“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这样的公式来为企业家“定型”。如果再不进行必要的理念梳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都将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

　　企业家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路径

　　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并非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其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会，基金托管人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秩序、制度和文化。”当泰德罗用这样的语气为美国的企业家写下颂词的时候，大概没有人会发出不屑的笑声。也许在中国，在一个亟需用财富和变革来改变整个国家命运的转型时期，企业家在未来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比亨利·福特们逊色。

　　将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社会角色进行彻底的剥离，甚而使之对立，是历史的宿命，是各自更为有效及理性地承担责任的必须。这样的割裂看上去有点严酷，但却是一个无法妥协的事实：在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中，企业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艺术家，却不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

　　那么企业家在思想传播方面是否便是一个完全漠然的局外人？《理念人》的作者刘易斯·科塞认为决非如此，相反他们将用自己的方式来产生影响，而其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就是基金会。

　　2003年底的资料显示，目前仅在美国就有2000多个各种背景的基金，每年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各种文化交流、研究和推广活动。一些知名大公司，如微软、惠普、思科、英特尔等都设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在这个国家，任何规模的重要文化项目，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金会的影响。”

　　据科塞的观察，美国基金托管人的组成情况是：他们中间来自东海岸的高等学府的人占了非常高的比例，而且他们从事着有声望的职业，其中又以企业管理和法律居多。一项对20个大型基金会组织的托管人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多数来自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几乎半数具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另外三分之一在其他私立学院受过教育。从职业背景看，37％的人来自企业界，19％来自法律界，只有14％来自教育和研究部门。

　　科塞进一步分析说，基金托管人是一个代表着某种“成就”价值和传统的精英集团。他们对什么样的拨款应支付、什么样的要停止，具有最终的决策权，他们的一般倾向成为基金政策及其在文化视野上的影响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通过金钱的威力，他们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或研究方向的地位。因此，仅仅从基金会控制着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所需要的资金这一个理由，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对知识分子行使着极重要权力的机构。

　　科塞说，这些提供了金钱的人们，他们已成为当代思想观念的重要守门人。

　　在华人企业家中，最为知名的是由香港李嘉诚先生设立的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主要投入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等做有系统的资助，历年来，捐款累积逾港币50亿元。20世纪80年代初，李嘉诚出资在家乡兴建了汕头大学，本世纪初，又出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他还投资延聘张艺谋拍摄了一套“知识改变命运”的电视公益广告片并投放巨资播出。该基金会是中国教育部青少年科研计划、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外交教育及科研、清华大学未来互联网研究、中国敦煌研究等众多人文项目的主要赞助方。

　　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出资99万元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纯学术月刊《读书》设立长江读书奖，用于奖励当年度最有价值的学术文章及书籍。结果在首次评选中，由于评委之间的相互角力，竟爆发出一场有关评奖规则和程序的大风波。各方学者自占山头，一时间火力四射，甚而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而在这一过程中，李嘉诚及其基金会并无一言发表，秉持了出资方的超然立场。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网站主页上有李先生的一段文字：“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能力所逮的时候，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为无助的人寻求及建立较好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有意义，并视此为终生不渝的职志。”在李嘉诚心目中，这大抵是他自以为最有价值的生存和工作目标了。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或包装成一个知识分子，我们也确乎无法将他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没有人会否认他对社会的贡献，否认他所秉承的奋斗理想的崇高性。

　　美国第33任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在他的白宫办公桌上写下过一行字，今天，几乎很少有人记得他在任内曾经出台过哪些政策和法令，可是他的这行字却不经意地流传了下来：“责任在这里。”

　　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人来说，责任都在眼前，无非内涵各有不同。政治家的责任是治理好这个国家，企业家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传媒人的责任是让不同的声音都能无障碍传播，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则是永远地站在世俗的对面——有的时候不惜为捍卫反对的权利，为反对而反对。

　　在这个转型的大年代，我们都有属于各自的责任。

　　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4-03-01第1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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