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知本）与投资者（资本）的利益应该怎样调节？

　　庸俗经济学家（或者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主张用“市场”来解决问题的。

　　但2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搏弈”不仅没有让投资者与经理人之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反而双方都受伤害：双方的算计之心而盛、防范与反防范手段“教学相长”；最后“老板读MBA”、“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经理人集体跳槽”、“经理人浮躁”，本应由双方共享的许多利益，转化成了“交易成本”，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浪费。

　　知本与资本的关系，利益关系人并不只职业经理人与投资者双方；要“搏弈”，也应该是所有利益相关者一起来参与。

　　所有与“民族利益”相关的人与机构，如政府、媒体，专家，社会公众，都有权利参与、影响这一“搏弈”。

　　因为：

　　（1）关乎社会稳定

　　社会学家把人分成“成功者、奋斗者、挣扎者、绝望者”四个等级时，老板属于“成功者”，职业经理人属于“奋斗者”，普通员工、蓝领工人、民工属于“挣扎者”，下岗工人、部分农民（失去土地、不再健康、不再年轻、没有储蓄、没有经济来源）属于“绝望者”。

　　如果“奋斗者”还在“挣扎”、不能获得轻松，一个社会不能让受过一定教育、能担任企业中层以上职务的人轻松地置业、结婚、育子，这就表明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处于“绝望”状态！这个社会就不能证明它是在安全线内运行！结果就是内需不足、劳动力与生产资源分离、成功者被孤立、社会矛盾尖锐。

　　（2）关乎中国经济的健康

　　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合作矛盾问题，不仅关系到企业的兴衰荣辱，而且可能给予企业投资者以沉重打击（如创维与乐华的“陆黄之争”重闯创维、毁灭乐华）；

　　职业经理人与老板的合作矛盾问题还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关系到中国将走向欧美还是走向拉美的大方向。

　　中国将走向欧美还是走向拉美，区别就在于，在职业经理人（还有普通工人）与老板的利益中，前者有没有获得足够的一份。或者说，是否有机制，限制资本对市场的掠夺、激励资本对市场的培育，扩大资金向资本转化的比率。

　　有一个很生动、很形象的故事可以说明正确处理职业经理人（还有普通工人）与老板的利益的重要性：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 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 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 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 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 左右的繁荣城市。　　

　　象这样索取与培育相结合，“资本---资金---资本”不断循环、扩大，社会就走向欧美。

　　反之，就会象这样走向拉美：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 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 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 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山西省在培养了全国最大最多的“煤炭富豪”后，人均收入降为全国倒数第一，没有了投资价值，所以富豪迁移了，所以政府要投入巨额资金解决遗留问题：失业者，伤残者，绝望者。。。。。。

　　美国的成功则得益于亨利·福特似的“老板法则”：“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给员工高工资，在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的同时，自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

　　这样，中产阶级才能诞生。

　　美国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时，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因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合理，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

　　而中国空有12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12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倾销受挫，内需不足，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堕落到拉美似的深渊，或进入中国社会常见的“朝代末”：生产资源与劳动者分离、流民增加、社会动荡。

　　（3）关乎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民族的竞争能力提升

　　刘诗伟当年负气离开丝宝，就是中国人的知本、资本双输，民族的日化工业受到打击、外资企业得益的典型案例。

　　首先我们算丝宝集团的帐。丝宝集团突然失去了几百名从策划总监到区域经理的业务骨干，对宝洁的攻势不得不重新调整；由于舒蕾等品牌的终端技术与人才主要来自红桃K，被刘诗伟带走后服务的日化品“秋波”等品牌正是属于红桃K的，这就使“秋波”不仅与舒蕾有人际层面的“复仇”需求，还有盈利模式近似而产生的贴身肉搏的必然性。舒蕾把注意力转移到小小的“秋波”上，大炮打蚊子，白费力气。

　　“秋波”吸纳了舒蕾的人才，采用与舒蕾相似的战术，自然受到舒蕾的特殊“关照”，最后也举步维坚，大量精力与金钱用于同舒蕾拼“终端消耗”，得不偿失。

　　刘诗伟团队没有了舒蕾似的平台，“秋波”等平台不能与刘诗伟团队的知本完全对接，外部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自己优点缺点了如指掌的冤家对头----舒蕾，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人力资源贬值。

　　唯一受益的是宝洁。如果舒蕾的注意力没被转移到“秋波”，如果舒蕾的资本与刘诗伟团队的知本继续匹配，甚至舒蕾能进一步整合其他的闲置资源，宝洁要象现在这样在终端夺回失去的阵地，是要付出百倍代价的。

　　这样的事实几乎存在于所有行业：由于民族的资本、知本等资源不能实现优化组合，民族的竞争力往往发挥不出来！

　　（4）关乎职业经理人的“人力资源边际效应最大化”

　　国家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职业经理人则是国家、民族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

　　如果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能通过打工或其它简单地方式而完成资本积累，就必须“被迫”创业；职业经理人缺乏资金等平台而被迫创业，往往就是人力资源被降格使用，无法做到“边际效应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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