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告别巴塞尔项目

　　到了1998年底，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告一段落，基本采样已经完成，调查问卷表也都整理归类，监管部门政策官员，也都清楚了解了信用风险模型所处的位置、在银行内部的实际运用。接下来的焦点，便是修订巴塞尔I的讨论、磋商、谈判的细节工作，就是银行监管者盖棺定论、作政策抉择的时候。

　　这个时候，Christine把我和Jennifer叫到她办公室谈话，同我们讲述资本在银行监管的重要性。“21世纪是资本监管的世纪”，这是整个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共识，很多过去依赖行政管制的政策，都逐渐向资本管制方向过渡，所以有关资本监管的课题数不胜数。她希望我们以信用风险模型的工作经验为基点，继续留在她手下的资本项目组里工作，在同巴塞尔有关的政策领域里驰骋。

　　但我当即告诉她，我想打回“老家”风险评估组，去做一段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检查工作。她没有预料到我会打退堂鼓，不过也很尊重我的要求，没有坚持我一定留在资本政策项目组里。反过来说，风险评估组依然是她手下的一个组，我依然归她领导，只是没有那么直接了，我加入到了银行检查的大部队里，换一个崭新的工作领域。Jennifer也归队到她的银行分析组，继续她的广义上的资本政策调研工作。

　　巴塞尔项目到了这个阶段，完成了对银行业的认识了解，掌握了信用风险模型的利弊得失，接下来便是各国银行监管部门协商讨论，制定方针政策，然后再同银行界交流妥协，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我尽管涉足这个项目才一年，但通过同联储总部、美国其他银行监管机构，甚至巴塞尔总部短暂的交往，我已经预测到这将是一个旷日持久、劳心费神、需要十足耐心和毅力的、庞大艰难的国际项目。美国的银行监管系统对巴塞尔I的意见和口径已经不一致，美国的其他银行监管机构已经责备美联储过于倾向商业界、大银行，而纽约联储在这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不用说在国际舞台上要让那么多国家协调步骤、统一口径了。其间肯定会牵扯很多官僚、扯皮、拉锯战，会为细节问题争执不休，有无休止的内部会议和与商业界的讨论协调。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也是一个很严峻、很重要的政策课题，举世上下都在密切关注，影响极其深远，对喜欢做政策工作的人士，会有开天辟地、津津乐道的成就感。这个项目在联储也受到极大重视。试想，纽约联储总裁William McDonough便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他亲自挂帅的项目，顺理成章地成为纽约联储头等大事。从个人职业角度来说，从事这个项目会结识很多头头脑脑，与上级、上上级一起共事，若工作出色，便会前程似锦，仕途无量。纽约联储有几位去巴塞尔蹲点两年镀过金的，回来后都被委以重任，仕途通畅。我和Jennifer从事这项工作一年，也都各自被提拔两级，这在纽约联储实属罕见，除了工资上涨15％外，还有对工作的赞赏和对一年辛苦的认可。

　　但我效劳纽约联储，并非只想从事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我希望能对金融界有个全面深刻的了解，我希望能经常去银行蹲点审查，看看整个银行的经营状况、结构产品。不仅局限于信贷产品和信用风险这一块，还有更新颖、更先进的交易产品和市场风险这一大块。当初我从学校决定“下海”，就是觉得金融业蓬勃兴旺、热火朝天，是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上的一个很成功的运用，而且势必随着时间推移，爆炸式地发展。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掌握，时间不等人，我不会心甘情愿把宝贵的光阴消耗在妥协、斡旋、平衡上。其他政策官员或多或少已经有过银行业经验，外面的世界对他们已没有新奇感，巴塞尔项目则是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光荣成就。而我却是初出茅庐，无知幼稚，缺少银行界的跌打磨炼，说起话来也自觉不够响亮，底气不足。所以我得去经风雨，见世面，才能胸有成竹、理直气壮。我曾夸下海口，“我离开巴塞尔项目两年再回来的话，巴塞尔项目不会有长足进展，而我却会更胜任这个项目”。当时，我还真低估了巴塞尔II的艰难曲折。时隔近十年，巴塞尔II在美国依然尚无定论，各大监管机构(FED，OCC，FDIC，SBD，SEC—— 美国的监管体系也确实错综复杂)依然在争执不休，翻天覆地。“巴塞尔II难，难于上青天”。

　　Jennifer打回“老家”后不久，便申请担任新成立的信用衍生产品组的主管，承担一个前卫新潮、备受关注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工作方式同她以前所有的工作都不一样，她成为一个管理者，需要同很多机构人员应酬斡旋，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官僚扯皮上，而她则希望花更多时间在具体工作上。所以这个提拔到头来只是拔苗助长，给她造成很大精神压力。当时她三十出头，结婚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似乎是她事业上越成功，越不能顾及家庭这一头。最后，不到一年光景，在事业和家庭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她毅然从纽约联储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去了。心想事成，她后来生了金发碧眼的一对儿女，甚为欣慰。

　　Jennifer经常说，我们俩在一起工作的一年，是她在纽约联储几年最愉快的一年。我们对工作都勤于钻研，认真踏实，力求完美。尤其是我们俩的充分互补相得益彰，使得这个重要项目，仅靠我们俩就能顺利支撑，圆满完成。刚开始的时候，她会笑话我写的东西，学术界的八股文气特别严重，火药味特浓。她自己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策研究硕士毕业，对写政策性文章颇为在行。她唯一欠缺的是数理知识及相应的解读模型的能力，在我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夜以继日、冥思苦索地推导摩根模型的时候，她很失望她帮不上忙，但依然陪着我们加班加点。总而言之，对于这个具体的巴塞尔项目，我们俩互补搭配的工作模式是很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领导者的管理有方，把我们俩恰如其分地搭配在一块，而且整个项目从头至尾目标清晰、步骤明确。我们随后各自告别巴塞尔项目，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要知道，如果强迫我继续留在巴塞尔项目，我说不定早就从纽约联储挂牌辞职了。纽约联储的训条之一是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明智的领导是不会勉为其难的。

　　尽管我正式离开了巴塞尔项目，但后来还是时不时被拽回去，做些擦边球工作。比如，巴塞尔II的操作风险模型；《市场风险补充案》内有关信用风险的计量，当时称之为特种风险(specific risk)。最大的一个政策项目要数在对衍生产品所包含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上，如何计算资本金需要量。

　　衍生产品的合同双方是零和关系(zero-sum game)，一家赢则另一家必输，有时一家会亏欠另一家巨额资金，这种局面就类同于债权债务关系，债务方有义务将欠款归还给债权方，而债权方在合同到期收到欠款之前会有信用风险：万一债务方违约，这笔收入也便烟消云散了。这种信用风险通称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credit risk)。这种信用风险同传统贷款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信用敞口(credit exposure)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市场的上下波动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天还是债权方，明天就有可能变成债务方。所以，要衡量衍生产品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就必须既要考虑市场的波动，又要考虑对手的信用，是市场风险同信用风险的高度结合。这方面的模型，也必须集市场风险模型和信用风险模型为一体，难度最高，要求最多，是风险模型的又一高峰。

　　这种模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模拟对手的风险敞口，这种模型类似于市场风险模型，但只是针对一家对手。第二步是将对手的风险敞口代入到信用风险模型，既可以算出单个对手的信用风险，更可以算出整个衍生产品组合的对手信用风险，并在风险计算的基础上，得出资本金需要量。

　　2000年年底，我被告知BIS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在考虑是否允许银行运用它们的内部模型来决定资本准备金。我这时单枪匹马做了6个大银行的调研，用Excel进行比较分析，把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参数变量写成报告上交。最后，BIS觉得这方面模型太复杂，参数变量太多。既然连信用风险模型都未被BIS采纳，更何况这更为复杂艰深的模型，于是便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卢菁，经济学博士。曾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后加盟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担任高级银行检查员,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纽约投资银行分部担任过执行董事,目前为基金和银行担任专业项目顾问。

　　联系方式，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青，联系电话：010-62771903，MSN:tupyeqing@hotmai.com，电子邮件： yeqing505@26.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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