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报》记者宋梅在电话中说，与人大的方美琪老师联系上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见方老师，听听情况。采访的那天，我们约好了在人大的东门见面，我和她以前不认识，我就问她是不是要有个接头暗号什么的，千万不要搞错，要不然很尴尬的。她说这好说，我手里拿着一个《中国企业报》的纸袋子，穿一条白色的长裤。路上有点堵，我去的晚了，走在当代的那个过街天桥上往人大那边看，始终没看到一个穿白色长裤的女子，我怕她先走了，就急忙打她的手机，电话通了，她问我在哪，我说就在天桥上，那个正在打手机的人就是我，她看到我了，朝我打了个手势。因为以前有过邮件联系，也通过电话，大家见面并不感到陌生。我们聊了一下要问的问题，就进了人大。

　　人大的信息学院不是太好找，向过路的人打听了好几次才找到。这是一栋旧楼，也就5、6层那么高，方老师的办公室是在3楼，没有电梯，我们从楼梯走上去的。方老师好像正在忙，我和宋梅就在隔壁的一间办公室等她，过了一阵子，方老师来了，我们换了名片，宋梅将冯英健委托送给方老师以及陈禹（也是这套书的编审顾问，也在人大信息学院工作）老师的《网络营销基础与实践》交到方老师的手里。出于礼貌，我也送了方老师一本《客户关系管理的中国之路》。接着就开始聊正题，方老师说，这个编审顾问，是个挂名的差事，是那本书的主编兰宜生（兰宜生曾经来人大听过电子商务的课）三番五次的找她们，一定要他们做这个事。当时方老师她们人大自己也要出一套关于电子商务的教材，这样的话，双方就会存在竞争，所以方老师她们推托不愿意做，后来教育部的人也来说情，死活推不掉，就答应挂了个名，书稿根本没看过，也没有时间看，到底书里写了些什么，说不清楚。我问方老师，在编书之前有没有学学《著作权法》，方老师说没学过。她也谈了自己对写书的一些认识，例如如果书上写的是著，那就是科研成果了，教材只能是写编等等。谈话中可以看出方老师对我们的采访也是感到很不自然，同时从她的言语中也感到她对《著作权法》几乎是没有概念，她对这方面的理解完全是凭多年来的感觉。

　　其实跟着感觉走的何止是这套书的挂名编审顾问们，就连这套洋洋数百万言丛书的主编兰宜生先生同样也是凭自己的感觉来理解《著作权法》的。在采访人大方老师的前一天兰先生曾在打给我的电话中，着重强调了这样一些问题：其一、他是好人，无论走到哪里是好人，在山西财大是好人，到了汕头大学商学院也是好人，现在又到了上海财大还是好人；其二、编教材就是要用别人的东西，这是天经地义，不管你原创者愿意不愿意；其三、朱爱群那本书有500多页码，用了你两三篇文章不算啥；其四、当时太忙了，忘了注明是引用了你的文章；其五、朱爱群调到深圳工作了，和汕头大学商学院没关系了。讲这番话的时候，他还是有那么点义正词严的味道。我说，我不和你探讨这个问题，我会通过法律的途径将这个问题搞清楚，这和好人不好人没有任何关系。

　　听了兰宜生的电话，我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如果汕头大学的这些主编们不是这样理解和应用《著作权法》，他们如何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编著”出12本大部头的书。据说，另一位主编张耀辉“在2001年一年内共完成了三部书稿（其中一部也是那12金钗之一），核心刊物论文十余篇，不到40岁，出的书恐怕有将近10本了。”这样的人才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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