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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民族大旗怎么扛?
7 上页:乐百氏与娃哈哈(2)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 1895年,战败的清廷令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李鸿章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的实际军力而言,结果必然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可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只能取其轻。——摘自《1901年》王树增 (一).古今对比分析之一 李鸿章:当我还在安徽就学的时候,没有人认为我事关天下。我先后位居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高职,掌握着大清国的军事、经济、外交大权而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与曾老师的培养,朝廷识拔分不开的。我既享受到洋务运动带来的荣耀,也因为签定《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蒙上历史的耻辱。 对比分析:企业也同样如此,企业家本身具有一定的社会学含义,当你享受社会给予企业家的一切荣耀、地位的时候,意味着你应该承担更多更沉重的社会责任,所谓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旗帜也同样如此,你不能以普通人对民族情感和传统道德理解要求自己。否则我们很难理解海尔的“中国造”,长虹电器浓郁的民族情节以及娃哈哈“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企业的产品,一旦走向社会,就成为社会性的东西,凝结着国人的关爱,企业家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取舍、评价民族精神或者民族感情。身处异乡的美国人看到可口可乐和麦当劳,肯定更加亲切,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东西,一个放弃民族精神的企业家是难以立足世界之林的。 古今对比分析之二 李鸿章:在签定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国家利益也好,民族气节也好,国家无法生存,再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没有用。假如我当初不签定不平的条约,国家很可能因此灭亡,洋务运动的成果很可能化成灰烬,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因此可能受到影响。我之所以签定不平等条约,是因为我深深的忧患大清帝国的命运。如果采取强硬的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洋人船坚炮利,大清帝国的刀枪剑矛毕竟斗不过洋鬼子的洋枪洋炮,实际军力而言,如果不签,战事一开不但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还将牺牲许多将士的生命,祖先的遗产照样被人拿走。协议签定后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可能损失巨大的。但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而且,我们正在举办“洋务运动”“师夷之长以制夷”,洋枪洋炮的也在制造。有一天,中国强大了,洋鬼子夺去的,大清帝国照样会拿回来,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 对比分析:娃哈哈和乐百氏之所以相继走上引资合作的路,说到底就是源于对企业发展前途的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我们也想高举民族大旗和外资决一死战,但是与外国企业相比,我们的经济实力的确相差悬殊,和外资交战只能溃不成军,健力宝就是前车之鉴,我们不想重蹈覆辙,所以作了这种选择,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也算一种生存策略,如果真有什么理由,那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良禽择木而栖”。再说,企业家嘛,做企业的本质首先是考虑企业发展。民族大旗也好,民族精神也好,如果企业得不到正常、健康的发展,再崇高的精神都没用。和达能的合资的目的并不是交给外国人去发展,而是借助外资令中国自己的企业更好。既可以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也能增加国家的税收,更重要的是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人民群众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民族利益或者民族精神吗? 第 1 2 3 4 5 页 下页:农夫山泉——又一面民族大旗升起来了 8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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