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的出台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良性发展为前提。

　　由于跟利用外购酒抵扣消费税的行为相关联，人们也总是把酒厂设立销售公司来规避消费税的行为理解成偷逃税，但实际上只能说明国家税收政策存在空白点，如果国家不增加这一块税收，那么按照市场的一般规律，市场发展的动力源自企业追逐利润的天性，既然法规没有明确限制规避消费税的方式，别的企业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大家都这么做了，企业由于竞争的压力，迟早会把规避消费税所产生的利润转化为成本竞争的手段，从而把过高的利润返回到终端消费者。现在新税制把这块税收空白点补上了，问题是税收的增加并没有以企业是否具备效益增长的潜力为前提，负担最终也要落到消费者头上，积极的说法是让消费者向国家多做了贡献，结果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所以，鉴于有避税行为的销售公司目标明确，多征税在短期内不难实现，关键还在于税收政策的执行是否有利于市场的优胜劣汰，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循环。

　　一些酒厂老板甚至坦言，国家根本不该管那些合法的酒厂是利用了什么方式合法地降低了成本，你只要按国家的既有法规给符合优生条件的酒厂发“准生证”，把没有“准生证”的酒厂统统强行关掉，剩下的酒厂就在都有准生证以及同一公平税制的政策环境下公平竞争，自己决定生死了。如果准生证和新税制下仍然有不公平漏洞，那就调整到公平为止，但调整的出发点千万别是单纯的“为增税而收税”（也就是所谓的“杀鸡取卵”的税政动机），然后又以这一出发点去替代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的出发点，那就永远解决不了市场混乱的问题。

　　企业的疑虑其实来自于政府制定和推行政策过程所表露的以“堵”为主的单一思维模式。由于少数大酒厂与大多数中小酒厂在规模上的巨大差距，新税制只需征到几个白酒龙头企业身上，就可能足以使国家白酒税收在短期内有明显增加，但目前增加的部分与改税前每年流失的100亿相比只是区区小数，流失税金的暗渠并没有得到有效封堵，因为新增加的税金没有来自真正导致税金流失的深层环节（如小酒厂、土作坊环节瞒报产量销量偷税漏税、地方政府环节对乡镇酒厂擅自实行定额税制造成应交消费税的实际流失等）。一位身受调税之“苦”的大酒厂老板在闲聊时曾很有“情绪”地说过，税收调节对于白酒业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现在正规渠道的税金流失被堵死了，非正规渠道却还在畅行无阻，只抓了增税的一手，没有抓打击逃税、保护公平的另一手，这样的税制就是一个瘸腿的税制，就容易在客观上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见，令企业产生心理抵触的并不完全是新税制本身，而是欠缺公平竞争机制的政策环境。他们提出，除了打击非法生产渠道，政府还应该有鼓励的一手来体现税收政策在引导和调节产业发展方向上的作用，要让纳税人享受纳税的好处，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给依法纳税的酒厂以适当的政策倾斜，如对新产品的开发，对降度、品质提升给予税收政策上的鼓励，特别是要有具体措施体现国家对四个转变（蒸馏酒向酿造酒转变，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粮食酒向水果酒转变，普通酒向优质酒营养酒转变）的鼓励，这种鼓励实质上是要大大降低规范企业扩充市场的成本门槛，同时大大提高不规范企业进入市场的技术门槛，从而既达到提升行业整体素质、广泛涵养税源的目的，又确保公平市场环境下的优胜劣汰。现在市场上的中低档白酒中，酒精度在40度以下的低度酒实际上已经占据了主流地位，但税制调整的结果却是并非市场在拒绝低度白酒，而似乎是消费税在拒绝低度白酒，体现在中低档白酒市场上，就是纳税者吃了明亏，逃税者得了暗利，这种客观导向显然与国家原来鼓励高度酒向低度酒转变的政策背道而驰，肯定也非税制调整出台的初衷。

　　所以，只有依法纳税的企业得到了鼓励，有条件做大做强，才能凭借自身在规模和品牌方面的优势竞争力挤压那些不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小酒厂的市场生存空间，国家再辅以强有力行政手段为依法纳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保驾护航，白酒市场才能有望步入良性循环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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