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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之道：鲍威尔与曾国藩 7 上页：鲍威尔与曾国藩(1) 修身 鲍威尔说，“领导者应该为他人作出表率。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平民生活里，组织中的其他人员会效仿领导的榜样——不是从他的言论中，而是从他的行动中。” 曾国藩说，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转移习俗”。他恨官气，因此摒弃官府排场，禁止部下迎送虚文；他恨懒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所谓“鲍威尔领导之道”包括：好奇心、信任、人品、勇气、忠诚、自信、无私、奉献和同情。鲍威尔在21岁时学到了至关重要的一点智慧：人会出于好奇心去追随别人。哈拉里将之衍生——对于领导者和立志当领导的人来说，诀窍在于：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为他们开辟道路，向他们表明你自己同样是有好奇心的。 曾国藩则充满了东方智慧。他常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也就是说，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这样的说法太过世俗，却是真理。他说，一定要自我反省所走的每一步。他强调“四知”，四知包括《论语》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在最后加上了“知仁”成为“四知”，“仁”的意思就是宽恕。 曾国藩的领导之道大多目光向内，是中国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修身放在首位。修身的道理显得简单、浅薄，甚至有些陈腐，但真正实行起来，它远比战略困难得多。 教育 管理学者诺尔·蒂奇曾总结，“领导即教育”。他说，他遇到的成功的领导者，譬如韦尔奇和格罗夫，无不把教育当成他们的主要工作，并投入大量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 在教育上，曾国藩无疑是个杰出的领导者。他的幕府就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他既是军政长官，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子。他给旗下江南制造局的丁日昌写信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试之以文，考之以事……” 毛泽东曾赞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曾国藩这所学校中，后来杰出者有左宗棠、李鸿章。李鸿章后来回忆道，“在营中时，我老师总是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 除为数不多的老朋友和儒宿之外，一般幕僚都尊曾国藩为师，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按照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的说法，他们虽专属一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聚一点。 曾国藩特别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他说，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严” 鲍威尔是位绅士，他相信受到恐吓的人是不会有主动性的，也不会真正负起责任，结果是他们的组织会因此受到伤害。另一方面，他又说，“认真负责有时就意味着得罪人，”“我实话实说，我有时候会使你们发疯，如同进地狱一般。” 作为湘军领袖的曾国藩更是严字当头，他治军严明，对队伍严加约束，在这方面可谓“六亲不认”。湘军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领导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 企业的领导者有三项关键任务：战略、人和组织。战略，决定一个企业要做什么，如何做；组织，决定企业的内外部组织架构；人，具体实施战略。现在，企业领导者都醉心于战略，而忽视了人，而实际上，“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曾国藩之道的核心。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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