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产业工人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例是最低的——大约15%。1920年前后出现的词汇“服务业工人”(service worker)被用来定义那时还为数不多的非产业工人的雇佣劳动者。时至今日，“服务业”已经无法准确描述劳动力中迅速崛起的一支新力量——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这支力量在美国已经超过了产业工人，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在未来社会中，知识工人将会占到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的五分之二。

　　知识工人是新资本家。知识将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核心稀缺资源。这意味着知识工人群体的手中掌握着生产方式，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通过手中的股票、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他们实际拥有着知识社会的许多公司企业主要的所有权。

　　由于知识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知识工人必须在特定的组织中协同工作——最富天才的数学教授需要在大学或研究所里担任教职，最杰出的产品开发顾问必须有咨询公司为其提供施展才能的基础，而伟大的软件设计师也需要硬件设备商的帮助；反之，大学、公司和计算机厂商也必须依赖知识工人提供的专业劳动。因此，知识工人将自己视为与这些组织平等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员”。知识社会是一个由不同资历的专业人士，而不是老板和雇员组成的社会。

　　知识工人存在的两个条件：合格的正式教育以使他们进入知识工作领域；和在职业生活中持续的再教育以使他们的知识得到更新。但在目前，对于高科技领域的知识工人而言，获得系统教育的资源只在为数不多的国家存在。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样的教育机构则将会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迅速成长。并且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教育在过去止于职业开始之时，而在知识社会，教育将永不停止。在未来社会，对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的持续教育将成为迅速成长的新兴产业，它的形式将不囿于那些传统的教授方式：从周末的研讨班到互联网上的培训课程等等。

　　知识工人以他们涉足的知识领域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人类学家”或者“我是理疗师”，他们在特定的机构中工作，但他们并不对这些机构有归属感。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自己和不同机构中从事同一种知识工作的人，而不是同一机构中从事不同知识工作的人更有认同感。

　　知识社会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个人提供无限向上层发展可能性的社会。知识与一切其他生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无法继承和赠送。每个个人都只能从同样的无知状态开始，通过个人的学习获得它。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或者至少在未来社会中将会藉由信息科技提供的传播手段变成如此。

　　但是，对个人开放的无限可能性有着高昂的代价：充分竞争带来强大的心理压力以及弱者无可避免要承受的痛苦。在这种强竞争环境中，越来越多的成功的知识工人——企业管理者、大学教授、医生等——在他们的中年就开始进入“平台期”。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获得了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如果他们的生活中除了工作别无他物，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麻烦。因此，知识工作者有必要在他们尚未步入中年时发展某种属于个人的非竞争环境和与工作无涉的生活方式，比如演奏乐器，或者根据爱好加入一些特定的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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