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维艰、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这是“洗尽铅华”后中国白酒产业的真实面貌。

　　白酒何以陷于如此困顿与尴尬？

　　对此，人们或许可以找出市场消费需求变化、产业结构失衡、技术创新迟缓、企业经营管理落后等等一大堆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的确对白酒发展产生着相当影响。但一个更重要、更本质的原因却无论如何也难以回避，那就是：连年增压的产业税收重负以及限制性的产业政策导向。

　　有人说，看一个产业整体资产回报率如何，就知道这个产业究竟有没有前途了。对于一个利润指标连年下滑、平均年资产回报率不要说10%甚至连1%都难以达到、以至很多企业不得不靠吃“祖宗”（折旧）来支撑局面的白酒产业而言，我们究竟出于何种考虑还要对之课以重税呢？

　　这些年，白酒产业税收政策的制定，似乎始终有一个“基准”，即效益最好的那部分国有名优大酒厂。17%的增值税、25%的消费税、每斤5角钱的“从量税”以及其它各种附加税等等，所有这些税种及其税率只要那几家名优酒企能够承受，便一概出台没商量。然而，我们毕竟制定的是整个白酒产业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在确保国家收益的同时，究竟为白酒产业的整体利益考虑了多少？又为白酒企业资源的积累、储备和成长考虑了多少？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发展，“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理当同时被兼顾，尤其企业实力的积蓄与滚动发展，事关整个产业的生死存亡。然而我们现在的产业税收政策，除负担日趋沉重以外，到底给企业发展留下了多少空间与后劲？且不说众多勉强度日的企业，现在就连那些“效益最佳”的“利税前50名”企业，也已经因资产回报水平衰减到10%甚至5%以下而大大削弱了其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更新与再生能力，包括名优酒企在内的愈来愈多的企业，其技术开发、设备更新以及设施改造的投入能力已明显减弱。

　　我们从未奢望过白酒能从国家税收那里得到优惠政策，但白酒产业也从没有放弃过这样一种企盼：在税收政策上能够享受与其它食品产业、起码能够享受与其它兄弟酒种相同或相近的“公平待遇”。

　　客观地讲，这种“公平待遇”并不全是为了白酒本身。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竭泽而渔”式的眼前收获与“放水养鱼”带来的长远绩效，二者间的辩证关系不言自明。而只有白酒产业始终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长久而稳定的税源，这个道理也绝非深奥。

　　“白酒是唯我中华独有的民族传统产业，她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酿造工艺、丰富多彩的香型风格、源远流长的饮用习俗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当中最为璀璨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保护她、珍爱她，就像法兰西民族珍爱自己的葡萄酒一样，因为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我们炎黄子孙独有的文化遗产！”著名白酒权威沈怡方先生充满深情地说。

　　“可是现在的白酒业，就像个被遗弃的老人。”黑龙江省酿酒协会栗永清会长忧心忡忡地说，“你蹬一腿他踹一脚，总是不受待见。要说这‘老人’的生命力还真够顽强的，搁其它产业这么整，早垮了。幸亏这个产业有着深厚的民族基础和市场潜力。”

　　的确，这些年无论是国家税收政策还是基本产业方针，对白酒从来都是限制有加而极少鼓励支持，即便是对白酒产业的评价、新闻媒体舆论的导向也历来带有一种“失之公允”的偏颇，“浪费粮食”、“危害健康”、“夕阳产业”等一顶顶帽子动辄便扣到白酒头上，国家各相关产业管理部门对白酒多年来所做的巨大贡献也往往低调处理，生怕为之“评功摆好”------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还白酒产业一个公允的评价？

　　白酒业自1995年以来每年的生产总值都在400~500亿元以上，包括白酒生产与经销企业在内年销售收入接近1000亿元、实现利税亦达数百亿元。“白酒行业不仅成为国家和地方财政的一大重要支柱，而且在增加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丰富市场供应、拉动经济消费、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等诸多方面均做出了巨大而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和现实功绩不可抹杀。”安徽双轮集团董事长刘俊卿话语之间颇为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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