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应当说是在中关村学习、在中关村成长，是中关村培养了你。中关村里有很多很好的有成就的人对你有过很大的帮助，刚才说了王选，现在又说了一个段永基。你跟段永基是怎样的交情？　

　　王志东：其实我和他结交也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愿意支持我。1993年的时候四通股票刚上市，有了钱，想做点概念、搞点投资。而我在中文之星干得很火时退了出来，他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第二，当时我对在国内创业有点灰心，所以我想冷冷再说，但是他却很着急地找我，我就给他提了一些当时国内的一般公司无法接受的条件。一是这个公司的投资力度一定要大，当时提出来至少500万元；二是这个公司的所有权与管理权要分开，我只对公司负责、对董事会负责，四通在理论上只允许通过董事会对我进行操控；第三是公司一定要给整个管理层股份，而且股份要有法律上的保证；第四是我要保持这个公司的专业方向，它只做软件或只做高科技。这四条中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条对四通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哪有接了500万投资却根本不让投资者管的。甚至公司的财务总监我都不让四通派而是我自己招的，我就说绝对不允许干涉我公司的内政。第三个给管理层股份这点也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后来我为了能够保证这四个条件的顺利实施，也是做了相当大的努力。然而从段永基的角度来看呢，他很为难，因为这在四通是个特例。后来我才知道关于我们四通利方公司这个案例在四通内部曾一直是受批评的，有人说这个管理有问题。但段永基还是顶住了，我通过他保证了四通利方的发展，这一点应该说是他对我的最大支持。　

　　记者：你一下子要转变为一个管理者，这和你以前做过的事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会有很多想法或冲突吧？　

　　王志东：我想搞技术的人天生有一种比较封闭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总要择明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对于他们来说一直在想怎么能找一个好的环境，找一个特别开明的老板，然后在他手底下痛痛快快地干自己的事。　

　　我觉得我做出这个转变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逼到了绝路，必须硬着头皮住前冲。当时和老段谈完之后，他说：“行，我不给你派总经理，你自己去找。”可是找了半天没找着一个合适的人，就只好自己上，要争一口气，这是重要的动力。　

　　其次，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和他所有的学习和背景有关系的。我在大学时曾经有一个阶段研究过科学哲学，它是研究方法论的，尤其是研究各个学科之间的异同。我曾经有一个多学期特别迷恋它，到处去翻书，从数学、物理等各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那时得到的一个总思想在这儿给用上了。那就是心理学上的甜柠檬的理论：虽说柠檬是酸的，当你非吃不可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它也挺甜的，道理就是你必须接受的时候就想办法想它的好。所以在做管理的时候我就把管理和我以前的经验做一个类比，最后我居然发现搞管理和搞程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从这里我也慢慢地找到了乐趣。这样一转变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最后我发现原来的很多知识都还能用得上，并且同样有一种成就感。盖茨说过一句话：“如果锤子是你手里唯一工具的话，你会希望所有问题都成为钉子。”　

　　第三，这中间有不少人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你从周围人那里不停地学习，不断地给自己充电，这样就有所转变了。　

　　我在个人角色转型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希望把管理变为一个我愿意搞的形式。我觉得传统的中国公司的管理模式我根本摸不透，我从心里抵触。而我崇尚的是硅谷文化和那种创新精神，崇尚那种清晰的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法。这样就有了从四通利方到新浪网的思路，还有为什么我1995年就去搞风险投资，当时国内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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