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州大学电子专业毕业算起，林晓东踏进温州中行已经整整10个年头了。10年来，他有幸经历了中国银行每一次的系统更换。在国有商业银行当中，中国银行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是走得最早的，但做的不是最好的，走了很多弯路。1992年他刚刚进入中国银行时用的是“宝来”机，这是中国银行专门从国外引进的，安全性虽然很好，但是稳定性却不好。那时候温州中行只有5、6台电脑，会计系统是通过来电脑结算的，内部搭了个局域网，和下面的营业网点还没有联网，网点和中心的结算还是手工进行的，在中心用手工录入报表，然后电脑自动汇总。林晓东记得那是在1993年做上年度结算时“宝来”机出了问题，“快要算到最后时，容量溢出来了，结果系统跨掉了，要重新开始算，结果是3天3夜没有睡觉，连轴转。”讲起这段历史林晓东苦笑着说。

　　大约过了1993年，中行开始引进了PC机，和“宝来”机比起来，林晓东感到PC机真是太先进了，数据库是用Informix ，可以根据本地的需求自己开发系统，那时编程序觉得“很爽”。1995年引进了IBM/6000小型机，林晓东还到北京北方交大接受了IBM公司20多天的技术培训。1996年在浙江省中行实现了通存通兑。1999年开始进行浙江省全省范围的数据集中，全省共设了3个点，杭州、绍兴和金华。从2002年6月数据将要集中到上海。

　　数据大集中是必要的，也是一种趋势，它确实能够为上层领导进行分析决策提供数据基础，但是数据的大集中也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成天面对客户的基层银行，由于没有关于客户的数据，因而难以为客户提供特色化的服务。现有的数据大集中的模式，显然是“以银行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以客户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它无法做到客户价值和银行利益兼顾。在强化规范化的时候忘记了服务的特色化，在强调集中决策的同时忘记了经营的差异化。林晓东无奈地说：“银行法赋予我们这样的商业银行有权根据客户的需要浮动利率，利率也是国外银行最好的手段，但是我们现在做不了，我们要跑到金华或者是绍兴去改程序才能做。做一笔修改一次是在是太麻烦了。”

　　林晓东很纳闷，他在思索为什么随着我们系统的庞大，我们与客户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对客户的反应越来越慢了，这个问题决不是我们奋战在基层银行的客户经理们主观意识造成的，而是由现在这种大集中的机制所造成的，在数据大集中的过程中，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流失。林晓东说：“从认识一个客户直到他和我们银行有了业务来往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我是在基层行直接面对客户的，有很深的感受。现在我们行里的客户经理要去拜访客户，他找到我说要把他分管的客户资料打印出来，但是现在数据不在我这里，我拿不到数据，我只好对他说，你看这个像大客户的话，你就手工将这些资料记录下来吧。大集中之后客户数据基本上都在省行，我们看不到。面对那么多需要特色服务的客户，我们也不能等，本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的工作，现在又只能通过手工的方式来进行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即便是能够从业务系统中拿到客户数据，那也是一些固定的背景数据和一些交易数据，用于判断客户价值的行为数据、客户信用数据是无法拿到的，尤其是客户经理和客户日常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有价值信息是在系统里找不到的。原因在于系统设计的时候是从业务角度出发的，并不是从客户角度出发的。当然，不仅只是中国银行存在这种问题，国内所有的商业银行的业务系统中都存在这个问题。至于那些还没有和温州中国银行发展业务关系的潜在客户的信息资料，系统根本没有去考虑也没有给它留下一个位置，这部分资料只能是由客户经理记在自己的的小本子上，或者是录入到电脑中的office文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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