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爱杰在加入郎酒前就对未来郎酒集团高层人事可能的变化十分关注，因为按照阎所说的，自己加盟郎酒的关键原因是和付志明有相同的经营理念，所以他不希望自己在郎酒实施的策略因为人事的变动而发生改变。阎甚至撰文说，自己曾经多次同付董事长谈到这个问题，付每次都保证在几年内不会有变动。　

　　为什么满怀信心要将郎酒做大的付董事长要急于改制？为什么这个许诺自己几年内不会变动的国企最高负责人，不把改制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告诉自己十分信任的职业经理？　

　　对这个问题，汪俊林说自己是没有办法才参与改制收购郎酒的。因为国有企业的问题很大、很多，所以收购郎酒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因而有人猜测阎爱杰在整合了郎酒之后，有“逼宫”嫌疑，因而促使了付志明下决心改制。　

　　对于“是否逼宫”的提问，阎爱杰的态度让记者颇为惊讶，他很平静地给了记者一个很有城府的笑容，说道：“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付志明为什么急于改制。不过在得到消息后，我曾经极力阻挠过付志明的改制。”并解释说，如果将郎酒下属的制药厂包装上市的话，用郎酒做基础来支持制药厂的业绩，“只要运作得好”，所有人的利益都是可以保住的。　

　　这可以说是阎对“逼宫”传言的默认吗？　

　　“为什么要采取大动作的改革，难道渐进的改革就没有出路吗？”面对记者提问，阎无奈地笑了笑，说：“没有办法，必须这样做。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肯定会死。按照原来的思路做，肯定是没有多大出路的。采取平和的改革思路，肯定可以增加20%，但也是死，因为你没有完成政府的财政任务。所以我如果不这样做，加入郎酒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有些人对营销不懂，不了解消费者，水平也很差，你给他报表他不看，他只按照他的方法算账。最终，我加入郎酒的使命就成了弥补财政缺口。这就是郎酒的悲剧！当然我也太幼稚了，没有很好估计当时的情况。”　

　　对于自己离开郎酒，阎爱杰认为：“自己精心建立的这个系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拼命往前冲才会成功。如果要向后退一步，就会一落千丈。”　

　　阎走后，关于他的一些“流言”开始传播起来。有人说他在任时有一个月曾拿到50万元左右的收入。更有消息说，阎有一个月曾报销过20万左右的发票等等。甚至还有人根据这些推算出阎可能间接地从郎酒拿到300万元左右，总共可能从郎酒拿到现金在500万元以上。另外，由于大规模改造队伍和四面出击的营销方针，给郎酒造成的损失在8000万到1亿之间。　

　　对此阎感到十分冤枉：“所说的20万，实际上不是20万，而是23万，那是我向郎酒借的，是给我的孩子交学费的钱，在玛氏集团的时候这个费用是玛氏集团交的，到郎酒时我看到企业的困境，就在合同中写清让郎酒“代缴”，这笔钱在我以后的工资中扣除。我每月的报销大约是1.5万左右；在玛氏的时候我的年薪是280万港元，而在郎酒的年薪是80万人民币加销售提成。在我的任期内，销售额同期增长了7500万，按照协议5‰的提成是37.5万，再加上保底8000万提成的2‰，总共是53.5万元，这样算下来郎酒还欠我钱呢（阎爱杰离开时信用卡上还有郎酒7万元，在加上借的23万，郎酒就欠阎爱杰23.5万元）！”　

　　记者在成都锦江宾馆采访了如约而来的郎酒新任董事长汪俊林，汪俊林说：“如果严格审查，阎爱杰领来的人一个也走不了。至于所讲的8000万到1亿的数据，事实上这是一个最低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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