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七问顾雏军 7 上页：技术专家、资本玩家还是企业家 顾雏军的一夜成名在于收购科龙。随着顾雏军入主，前后经历了3年左右的暴风雨式革命的科龙，出现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这一切非常具有戏剧性。 2002年初，民营企业格林柯尔受让了科龙20.6%的股份，成为科龙的第一大股东。时过半年，科龙于2002年8月公布的中报称，已由上年巨亏转为实现半年赢利1.12亿元。 这一切似乎变得太快，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科龙发生这样大的变化？ 顾雏军入主科龙后，有一句“名言”曾让人听起来很不顺耳：“企业每花一元钱，就有我的两毛钱”，然而，就是这么一句有些刺耳的“资本家话语”，跳出了科龙多年来所有者缺位的困局。真“老板”出现了，就会来治疗冷漠麻木的“大企业病”，削平科龙内部原本林立的“山头”，不负责任的乱投资也将结束。政府股权的让位使得政企真正得以分开，科龙不但从此杜绝了政府对其资金的占用，而且还明确政府要尽快以一定方式归还或补偿已欠的9亿元巨款。 也就是说，科龙在改旗易帜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多年来都难以解决的转制问题。业界认为，这得益于顾氏的“体制外革命”。 然而，事实上，这种剧变与以前的变革有着不可割裂的因果关系。应该说，顾氏的切入非常巧妙，他是在一个改革的成熟期去摘果子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身为容奇镇工业及交通办公室副主任的潘宁（科龙的创始人），向镇里申请了九万元的试制费，用木头敲打出三台电冰箱，由此科龙诞生了。到了1998年，科龙集团实现销售收入65.89亿元，实现利税总额11.17亿元，总资产达67.17亿元，净资产34.03亿元。到了1999年6月，潘宁突然从董事长的位置上全身而退，并坚持不领工资，不占股份，不领退休金，而且是头也不回地出国开始了自己的个人生活。潘宁在企业最辉煌的时候隐退，不仅给企业留下一个完好的局面，也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划下一个完满的句号。然而，科龙所存在的体制性缺陷和隐患早就被潘宁感受到了，他早就意识到科龙必须进行改革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国端。他知道，未来王国端必然要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但没有想到科龙此后的改革会如此惨烈！ 顾雏军后来也评价说，潘宁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很早退了下来，保持了很大的光荣。如果在他手上出现两年亏损，那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潘宁隐退后，2000年3月，科龙在王国端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大幅度的改革。首先在人事上进行了大换血，几大创业功臣先后离职，屈云波、宋新宇等职业经理人空降到科龙。一时间，各类人才蜂拥而至，各类具有“革命”色彩的新管理理论充斥在科龙新任领导人的耳朵里，科龙沉浸在从未有过的“革命风云”之中。的确，王国端在出演一场最激进的戏，而在这场戏中也使大家失去了方向感。从远处看，王国端采取的是韦尔奇式的激进式改革道路。从近处看，王国端也借鉴了美的的改革经验。不管怎么说，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改总比不改好，不改科龙可能还能残喘几年，但要冒灭亡的危险，而改革虽有风险，但风险与机遇共存。现在科龙还具有较好的企业基础，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较强，应该说是改革的好时机。但是，到了6月，科龙集团突然宣布实行决策层与管理层彻底分离，刚刚主持改革3个月的王国端不再担任总裁，聘请当地容桂镇镇长徐铁峰担任，这意味着刚刚发动革命不久的王国端实际已经下台。王国端终究未能创造一个时代，而成为一个改革的符号。 继任者徐铁峰虽然是一个政府官员，但他的出场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从科龙的出身看，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和最大股东的代表人物，镇长徐铁峰在危机关头出任总裁也是顺理成章。 在徐铁峰的主持下，科龙在追求一种高尚的文化品位。比如，科龙率先第一个勇敢地站起来揭露自己的伤疤，科龙2000年的年报以其难得的规范和透明，获得国际大奖；科龙又是第一个向社会发出呼吁，倡导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第一要义。在徐铁峰的主持下，科龙改变了企业精神，把“诚信”放到了第一位，高举起“诚信大旗”。为了“诚信”，科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副总裁屈云波总结说：“我们为诚信经营至少付出了10亿元的代价。我们2000年的年报也说了，我们亏损六亿至七亿元的主要原因是遗留问题的处理。”人们评价说徐铁峰是“铁血救科龙”，他所具有的干练、坚决作风的确值得称道。但徐铁峰执政一年多，虽然做出了许多努力，但事实上并未对科龙产生多大的改变，他的许多政策只是潘宁时代的延续，因此被称为“后潘宁时代”。 事实上，科龙集团的股权结构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实际上还是国有企业，所以，在科龙诸多的弊端中，最重要的就是体制问题了。王国端也好，徐铁峰也好，他们所主持的500多天的“体制内革命”，最终没有走出“鬼打墙”式的怪圈。科龙很难走出革命的迷局。 经历了以往的大规模“革命”，各种高级理论和模式在经过实践之后，人们不再抱有幻想。各种敌对力量由于经过了释放，人们不再压抑，等到顾雏军真正“革命”的时候，人们的心态反而平和了许多。可以想象，一个企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无序状态之后，正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记者问科龙集团整合传播部刘伟湘部长：“可不可以说，前几任的各种形式的改革，在客观上都为科龙今天的彻底改革奠定了基础？”刘伟湘对这个提问表示认同。 相比之下，王国端、徐铁峰改革科龙的难度要比顾雏军大得多，而潘宁改革一个正处于顶峰而又难以突破体制弊端的企业，要比王国端、徐铁峰难得多。 其实，顾氏的“体制外革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局部优势，是相对于国有体制弊端的体制优势。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来说，局部优势只能赢在一时，能不能笑到最后，还要看顾氏的综合能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顾氏在一个非常时期，非常及时地发挥了体制优势，而他的能力则更多地表现在他的资本运营上，至于产业的经营管理，我们还难以找到更确切的理由证实顾氏的持久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民营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黑色事件，诸如杨斌、仰融、罗成、周正毅等，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机会型的资本玩家。他们也同样具有体制外的优势，但他们深陷于资本运作的漩涡之中。所以，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顾雏军到底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资本事件，还是一个产业事件？这是我们判断顾氏最终成败的关键点。 第 1 2 3 4 5 6 7 页 下页：并购资金来源何处 8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
主页 │ 关于麦肯特 │ 关于网站 │ 招聘信息 │ 广告服务 │ 联系方法
版权所有©2000－2021
深圳市麦肯特企业顾问有限公司
麦肯特®、EMKT®、情境领导® 均为深圳市麦肯特企业顾问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未经书面明确许可，本网站所有内容禁止任何形式的复制和转载
如有任何意见或建议，欢迎与我们联系
